刘大师历史哲学经典语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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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大概是在 90 年代末以后，对真正能够称得上正典的东西稍微有点引进。 大致有三条线索吧――首先是犹太基督教传统。因为中国是无神论国家，而民间走的是人文主义路线 (如 1980 年代的启蒙)，这两方面都不大待见宗教，导致陌生感和怪异感――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。一条是日耳曼 - 撒克逊习惯法的传统，这实际上是当今世界的擎天白玉柱、架海紫金梁。中国文明的晚期性质或者说没落性质恰恰体现于：它对实证主义以前的法律精神完全不能理解，哪怕是用比附的方式。零星的引进似乎并没有增进理解层次，只是胡乱地塞进了资料库，例如《撒克逊法鉴》和梅特兰的著作。一条是希腊—人文主义的线索。由于儒家本身就是世俗人文主义的路线，中国人对此最有亲和力。大部分引进都在这方面，但这只是西方比较外围的部分。
科学必须先有规范性条件：世界存在规律，规律有统一性，人不能改变规律。这三者都是信仰，不可能证明。不首先信仰，就没有后来的理性运作。近代人往往以为这些信念理所当然，其实全都来自中世纪初期基督教理论。大多数原始文化只有巫术思维，普遍认为规律只是地方性的，可以用法术改变。即使希腊前科学也不脱玄学底子，酷似中医与占星术，相信规律有交感性。
纯粹理性没有敬畏法则的背景约束，几乎不可避免地解构自身。从现代到后现代、从人本主义到价值虚无主义的路途并不遥远。如果君主只是可以杀死的人，法律只是强者的命令，君统和法统都是统治者的虚伪和臣民的幻想；那么人类也只是牛羊的捕食者和虎豹的食物，捕食就是捕食者资格的唯一证明，被捕食就是食物罪行的唯一证明。这种生活只能是悲惨和屈辱的，任何个体的智慧和力量只能加重整体的恶性循环。这种社会只能产生一种哲学，就是我们俗称的后现代主义或庄禅之道。“末人”智者夸耀自己的解构能力，从而满足不知为何尚未解构的残余虚荣心。
在任何无神论者和平等主义者占据主流的社会中，法统就是一个笑话。合法与不法的区别犹如剧院闲人兴之所至的喝彩与倒彩，轻若鸿毛。正如吉本所说，东方意味着人人都生活在恐怖和不确定性之中。智者和功臣都像屈原笔下的美人芳草一样：以色事人，色衰爱弛。最可悲的是：他们即使明知自己的下场，仍然没有任何其他选择。